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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氏“西洋楼”见证中西医相遇

发布日期:2016-07-31  浏览次数:

  在钟管镇曲溪村一个叫“曲尺湾”的地方有一幢西洋楼,他与周围的建筑风格迥异,在江南水乡的犄角旮旯里怎么会有这样一幢独一无二的西式建筑,这其中必有原由。
  据了解,这幢西洋楼是曾经闻名杭湖一带“潘氏中医”的老宅。中医源远流长,在西医未进入中国之前,人得了病都是中医诊治,那怕皇上也是如此。因此中医师遍及城乡各地,应该说,中医极具中国特色。按理“潘氏中医”的宅院应该类似杭州的胡庆余堂那样,粉墙黛瓦、庭院楼阁,然而它却是如此另类,就像西方的教堂。
  查询“潘氏中医”,其源于清代康乾时期,至今仍有后人继承祖业。潘氏中医与常规的中医不同,中医为四诊:“望、闻、问、切”,然后服中草药,潘氏中医则在四诊之后动刀。过去的人得疮伤后,不像现在这样,有抗生素治疗,往往会溃疡,这时光吃草药很难治愈,潘氏中医就是动刀的“疡医”,也即治疮伤的中医外科。
  中医外科可以追溯到汉末年,华佗被后人称为“外科鼻祖”,但是后来中医外科并没有在中国发扬光大,到了近代似乎成了西方医学的专利。潘氏中医外科的渊源是中医,但是到了近代,应该是受到了西方医学的影响,形成了有别于常规的中医外科医术。
  据记载,明末清初,西方传教士把基督教带到中国的同时,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和医药学。但是当时在临床治疗技术上西医并不优于中医,故影响不大。19世纪初,牛痘接种法以及西医外科技术的传入,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原有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性质。鸦片战争后,国门洞开,教会医院由沿海进入整个内地,几十年间教会医院在各地比比皆是,成为和教堂一样引人注目的教会标志。
  众所周知,第一个上德清莫干山的是美国浸礼会教士佛利甲,而在他之前,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在浙江办起了多家诊所。西医的进入,其先进的外科疗法让中医师,尤其是从事外科的中医师大开眼界,潘氏中医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就接触了西医。
  潘氏后人潘再初的《潘氏中医溯游》一文能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,据介绍:清嘉庆期间的潘鼎是曲溪湾潘氏外科之鼻祖,其子潘旭(1821~1894)得世传,且独成一派,著书立说。潘旭的两个儿子潘吉甫(1840~1890)和潘申甫(1844~1925)又承家业,精外科,名重一时,医名远及上海等地,从学弟子达百余人。这是潘氏中医的鼎盛时期。而这一时期正是1842年清政府鸦片战争失败,签订《南京条约》,国门被打开,西医大量进入中国之时。
  县人民院退休的潘柏年医师,今年82岁,是潘鼎的第5代传人,据他回忆,曲溪村“曲尺湾”的西洋楼是他父亲潘荣波(1879~1953)于清末民初建造的。建造这样的楼确实与他的祖辈接触西医有关,据他所知,他们潘家虽然是世代中医,但很早就用西医西药治病了。据曲溪村八九十岁的老人回忆,当年西洋楼是最热闹的地方,本地的、外地的、乃至很远地方都有人来治病。潘氏修建这幢教堂式的医院,或许也是西医的标志。可能正因为潘氏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,效果明显,得以声名远扬。
  中医和西医孰优孰劣?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,原因是一些人把中医和西医割裂而论,好像两者水火不融。其实到了近代,国门被打开,中西医相遇,一些思想开放的中医师接纳了西医疗法,融会贯通,逐渐形成了新的治病手段,曲溪村的潘氏中医外科就属于这一种。如今,伫立于曲溪边上的这幢教堂式西洋楼早已不再行医,楼房年久失修已经相当破旧,但是它承载了中国医学进程中的一段历史,是中西医相遇的一个见证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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